目录
大公教会的堡垒
教宗背向拜占庭而行
国王的羽翼之下
教会尝试拿起坠落的秩序之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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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雄鹰在翱翔
王室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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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下——中后期卡佩王朝
国王与教宗的危险游戏
迈向阿维农
我真是越写越长啊.......这一部分已经根本不是普通讲故事了，好像是什么奇怪的英诺森三世x腓力二世&腓特烈二世x路易九世的cp文
国王与教宗的危险游戏——法兰西与罗马的双赢（13世纪早期）
英诺森三世可能是在格里高利七世之后中世纪最伟大的教宗，同时他也是后者的崇拜者。他比任何一任教宗都更像“教皇国的君主”，换句话来说，就是他几乎是以世俗君主使用王权的方式运用教权，他可能也是唯一一个想要亲自领导十字军的教宗。
1198年，他甫一上任，还是遵循了古老的传统——第一份教皇的致信要送给“最基督教的，荣耀的的国王腓力”。在这一封信里，英诺森三世主要表达了两点期望：希望腓力二世与“狮心王”理查一世停战；希望腓力二世把合法的王后迎回，离开不合法的姘妇，终止这一同时通奸和乱伦的行为。在一次不欢而散的和谈之后，理查一世很快就去世了，因此第一条期望不了了之；而第二条被腓力二世果断地拒绝了。于是他派出了教皇特使——也正是英诺森三世的时代开始，教皇特使不再由地方主教担任，而直接由枢机主教担任——正当巴黎宫廷的大部分人以为又是一场充斥着威胁和法学辩论的谈判开始的时候，英诺森三世马上就证明了自己的雷厉风行，比起塞莱斯廷三世的口头警告，这一次是一个果断的禁圣令。
然而接下来的故事并不是一场亨利四世与格里高利七世式的激烈冲突，也不是乌尔班二世对腓力一世式的狂风暴雨地谴责。这个故事第一个特殊之处开始了——禁圣令根本就没有被严格地执行。高卢教会的多数成员，无论是由于真正的忠诚还是对于近在眼前的国王（的骑兵）的畏惧，选择了无视教宗的命令。一年后的1200年，腓力二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约翰王身上，也正是在这附近，他表示愿意服从了——尽管就和很多时候一样，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是装的。
于是1201年，苏瓦松的主教会议上，王室的法学家、各地主教、教皇特使激烈地讨论了有关教会法规定的婚姻、通奸、贞洁、乱伦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个故事的第二个特殊之处出现了，腓力二世突然退出了会议，同时带走了“合法王后”英格堡。圣德尼的里戈尔记载“他逃离了那些罗马人的魔爪”。王室代表认为这表明国王愿意服从，与王后重归于好了。于是会议就这样有一些“莫名其妙”地结束了。不过在场外，那个“姘妇”，梅拉尼亚的阿格妮丝死于难产，这可能是整个故事里的真正关键的转折点——从这时候开始，腓力二世不再处于“重婚罪”的万恶状态里了，婚姻制度没有被违反。教会的红线没有被突破。
之后腓力二世的婚姻生活，或者说是私生活依旧处于“罪恶”之中，他把英格堡带走了，不过不是和好，而是将她轮番地关押在法兰西各地的城堡和修道院里；那个“姘妇”死了，他却依旧和贞洁这个词搭不上边。但是故事从此开始，就和婚姻、贞洁、通奸这些词没有了重大的关系，尽管法学家们还是一遍遍地为国王找各种显得有些奇葩的理由辩护，英格堡也在牢狱里反复呼告不公，但两位重磅级主角，国王和教宗的注意力却不在这上面了。
英诺森三世当然知道腓力二世根本没有老实，但他似乎满意这个状态，因为他获得了国王的一个把柄，他的手里有了“一张牌”。这就是他最不同于其他激进的改革派教宗的地方——他的终极目的当然是实现高于王权的神权，但他并不介意在途中和君主们玩一玩世俗风格的，充满试探、交易、互相欺骗的外交游戏。
故事又回到了英诺森三世一开始对腓力二世提出的两点要求上，第二点已经从主舞台退出，成为了一条退居幕后却一直在进行的暗线，而第一点要求，除了两位国王的战争有违“上帝和平”的原则，对他们的领土和臣民造成了显而易见的破坏，还有一点就是，英诺森三世希望二人重新团结到抗击异教徒和异端的十字军旗下来，第三次十字军离耶路撒冷已经很近，而在萨拉丁死后，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阿尤布王朝，基督徒为什么不能更近一点呢？英诺森三世对于新十字军的渴望，并不比乌尔班二世和明谷的圣伯纳德少半分。
腓力二世并不这么想，他花在琢磨坑害红头发的安茹人上的时间远多于攻击红皮肤的摩尔人。于是矛盾产生了，新的政治游戏又开始了。暂时结束了婚姻闹剧之后，腓力二世又投入到了攻击金雀花家族的这一毕生奉行的事业中。英诺森三世的警告和抗议紧随而来，然而这一次振振有词的变成了国王，他带着所有支持他的主教和世俗诸侯的联名书宣称教宗无权干涉他制裁自己的封臣。难道国王不代表上帝的正义，无权制裁违法的封臣吗？教宗的声音在这个被骑士阶层主导的话题里显得有些不够掷地有声。可就像英诺森三世没有在婚姻问题上对腓力二世穷追猛打一样，后者也做出了一个让步——他欢迎十字军（巴勒斯坦也罢，阿尔比也罢），也接受英诺森三世任命他为新十字军的领导的邀请，但是是由他的封臣参与。
就像这样，国王把教宗看做众多政治势力中的一员，而教宗之所以渴望国王的政治友谊，原因除了十字军之外，多半是希望他在干预（不干预是不可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混乱继承局面的时候，站在自己这一边。之后的事情就以这种冠冕堂皇、互相欺瞒的形式发展了下去。腓力二世从不对十字军表现出真诚的热情，而是只想把那些捣乱的封臣赶到远方，自己在家坐收渔利——看看他收到了多少法国骑士抢劫到的君士坦丁堡的圣物吧；英诺森三世在国王准备入侵英格兰时也让他尝到了苦头，彼此都认为对方是一个有力却又百分百可疑的盟友。王权和教权在高卢又以一种微妙的形式平行前进，最后他们共同推翻的敌人不再是流氓土匪，而是无地王约翰和奥托四世。1214年的布汶战役和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上，国王和教宗分别宣示了自己的胜利。
在离开腓力二世的时代之前，我们还应该看一看此时的高卢教会。在与教宗的争端之中，高卢教会基本充当了国王的支持者和调解者的角色。法兰克时期“国家教会”的影子依旧没有完全褪去，法国的主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充当着国王封臣的存在（例如，国王还是有权要求主教区按封建义务提供士兵，有权在主教或院长空缺时暂时接管他们的财产），主教会议也总是变成国王的传声筒——这显然不是格里高利改革期待的方向。这自然不是腓力二世一个人的“功劳”，在之前与教宗发生的矛盾里，也总是能看见主教会议站在国王的那一边。不过主教们固然乐于享受国王给予的优待，也保持着一但权益得不到保障时上诉到教宗那里的权力。
一则关于腓力二世的有趣故事则反映了关于圣职叙任权的这一敏感问题的解决方式：“当圣德尼的修士们正在选举修道院长的时候，尊贵的国王腓力刚好路过了此地。他就像走进自己的卧室一般走了进来，当僧侣们向他致意的时候，他让他们继续自由地选举。”记载这一事件的僧侣用春秋笔法表现了法兰西国王对于该问题不同于他的法兰克前辈和德意志同侪的“微妙”解决方式。腓力二世在征服诺曼底的时候以“完全尊重教会神圣的自由选举权”的条件赢得了诺曼主教和修道院的支持，但不久后他就“违背”了诺言——之所以给违背加上引号，是因为他并没有粗暴地直接要求“指定”圣职，而是悄悄地恢复了亨利二世曾经被抨击的，游走在买卖圣职罪边缘灰色地带的政策，正如后者所言：“你们可以自由选举，但是你们只能自由选举我推荐的人。”
迈向阿维农——罗马之鹰的坠落与新撒旦（13世纪中后期）
英诺森三世英明一世，然而还是犯下了两个重大的无心之过，而这两个过错则彻底改变了13世纪的欧洲政治天平，甚至间接地导致了教宗从高处骤然摔落。
其一是第四次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就是拜占庭一蹶不振的开端。无论这个推断如何，但至少在当时，第四次十字军攻占了近千年不破的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的“正统”流落他乡，欧洲的一大政治势力突然破碎，近乎消失了。英诺森三世闻讯第一时间发表了震惊和对于洗劫者的强烈谴责，但是后来又改口不再做出什么反应了，反而把拉丁骑士攻入东正教会中心当成了一次弥合东西方教会大分裂的好机会。但是他错了，如果说东方以前是愤怒和感到受侮辱，这一次希腊人对拉丁人的仇恨几乎达到了顶点。拜占庭帝国轰然倒塌了，它的对手们理所当然地就占领了东地中海。
其二，就是英诺森三世监护下的那个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小孩。不过英诺森三世没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个有着姜黄头发和狼一般的绿眼睛的“野孩子”会长成一个怎样的男人了——“世界惊奇（stupor mundi）”腓特烈二世，可能是这个时代最让人迷惑和惊叹的人物。
他是耶路撒冷的光复者，成功的十字军战士，方济各会的早期支持者，同时也是教宗的反对者，亵渎神明和传播异端的先锋，甚至传说根本不信仰基督教；他是精通五六门语言的才子，风流的诗人，同时也是冷酷无情的父亲，野心勃勃的近代式统治者；他是科学、商业、医学、艺术的推进者和赞助者，同时也是公然坐拥庞大异教徒美人后宫的荒淫之人；他是神圣罗马帝国巅峰的缔造者，同时也是神圣罗马帝国坠落的始作俑者。他曾坐拥整个地中海世界和德意志，在死时又被骨肉背叛和分崩离析所围绕。
教宗会做出什么样的举措一目了然。1228年，几乎是带着叛逆的心态，腓特烈二世在被教宗开除教籍的状态下与埃及苏丹卡米尔进行了秘密谈判，阿尤布王朝还处于萨拉丁死后的混乱里。37年前，14岁的卡米尔，萨拉丁的侄子，出席了其父萨法丁（阿迪勒·伊本·阿尤布）与狮心王理查一世举行的会谈，萨法丁提出归还真十字架和开放圣墓大教堂，会谈过程中卡米尔由狮心王册封为骑士。如今类似的画面出现了。皇帝和苏丹在不能立即公之于众的谈判中互相交换着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妓女、舞者、杂耍艺人。皇帝在谈判期间带着隼打猎，诱骗新的情妇，写动人的桃色诗歌，对阿维森纳和花拉子密侃侃而谈，以至于苏丹不得不问他“基督教对您来说是否只是个游戏？”
次年，皇帝沿着狮心王的老路来到了雅法，在这样一个充满基督徒纪念意义和苏丹少年不太愉快的回忆的地方，卡米尔退步了，二人达成了默契，腓特烈二世走进了不战而降的耶路撒冷。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世界被这样一个与异教徒交易圣地的邪恶会议震惊了，愤怒和唾弃随之而来，凯撒利亚的主教带着禁圣令火速出发，教宗格里高利九世与后来的英诺森四世几乎认定他就是在世的撒旦，“反基督教的先驱”，目睹了他的所作所为的叙利亚侍卫认为他要是个奴隶的话，“甚至不值200迪拉姆”。
皇帝很快证明了他比狮心王更特立独行，在没有神职人员愿意进入的圣墓大教堂，腓特烈二世在德意志士兵中间自己给自己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他给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的信里称，“我头上的皇冠是万能的上帝从他的王座上取下的，靠着他的恩惠，在他的仆人大卫的屋子里，我的地位被抬举到世界万王之上”。皇帝在不久后一巴掌打翻了带着《新约》进入阿克萨清真寺的天主教神父，“下次谁再带着这种东西进来，我就要挖掉他的眼睛”。他带着所有随从高调地参加了伊斯兰的宣礼，“我在耶路撒冷过夜就是为了听见穆斯林祈祷的声音和他们对神的虔敬”。在阿卡城的基督徒民众的骚乱和投掷来的腐烂蔬果中，皇帝给自己的叙利亚情妇又写了一首情歌。
宏观上来看，这不过是教宗与皇帝冲突-开除教籍-反抗-妥协-再次冲突的肥皂剧中的一环，但此时地中海世界的权力天平已经变了，腓特烈二世的炫目又奇特的顶点显得有些短暂。在皇帝举行的“全基督教君主”的沃库勒尔和会上，“最基督教的国王”路易九世带着大批法兰西军队出现了。
这个与腓特烈二世几乎同时代的同侪比他单纯、好理解得多——路易九世可能是最后一个笃信圣奥古斯丁训示、会以全基督教世界为单位思考的法国国王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祖父腓力二世就已经没有这么想过了）。他的奇妙事迹基本是以这种风格进行的——1246年，他在间歇性的高烧和胡言乱语后陷入了昏迷，正当主教带着临终圣事的膏油走进来时，他却突然从床上精神抖擞地坐了起来，并且坚信上帝在昏迷中亲自告诉他应该前往埃及击溃阿尤布王朝，将巴勒斯坦从异教徒的手中解救出来。
法兰西国王比以往更加频繁，也更加有力地参与了这个权力斗争的游戏——当然是以路易九世的方式。虽然他在离开王国的核心区域时总是带着军队，但当他被教宗要求攻打腓特烈二世时，却回答“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怎么能进攻另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呢”（显然这是一种更虔诚的外交辞令，因为路易九世攻击过同为虔诚基督徒的亨利三世）。
1248年，正率领着十字军向埃及进发的路易九世在里昂会见了英诺森四世，并且反过来批评了教宗在里昂大公会议上又一次将腓特烈二世开除教籍“过于不宽容”，这种互相争斗的行为“有害十字军的胜利”。奇妙的转变发生了，法兰西国王的地位逐渐朝着整个基督教世界举足轻重的仲裁者迈进了，甚至能完全“无害”地批评教宗。路易九世显然无意贪得更多，满足于名义和形式上的仲裁和调解，也替自己的弟弟阿图瓦的罗贝尔拒绝了空悬的神圣罗马帝国皇位。
但是政治局势的变化并不能依着路易九世（至少是表面上的）美好心愿，他或许低估了教宗此时对于霍亨斯陶芬家族刻骨的仇恨，他不能容忍皇帝在地中海世界无视世俗和教会的双重律法肆意地构建他梦想中的大帝国——十字架第一次从天主教世界的货币上消失了，只留下皇帝戴着月桂冠的肖像。教宗几乎将其视为天主教世界里的巨大污点一般急于抹去，而法国王室几乎是不可抵挡地被卷入了这个巨大的斗争漩涡之中——除了卡佩王室，最基督教的国王之外，教宗还能更依赖谁呢？他最后又允许了（还是无法阻止后的让步？）小弟弟安茹的查理在教宗授权的情况下入侵西西里——腓特烈二世出生的地方。大约还是放不下地中海，这一通向耶路撒冷的通道吧。
1266年，法国亲王安茹的查理受教宗克莱蒙四世邀请入侵南意大利，在贝内文托之战里击败了曼弗雷德，西西里王国的摄政。1268年，霍亨斯陶芬的最后一个男嗣康拉丁，西西里的“正统”国王和皇位的继承人，腓特烈二世之孙，和好友巴登侯爵腓特烈一同率领大军从德意志南下收复自己的王国，结果过火地直扑罗马，在塔格利亚科佐之战里被法国军队击败，两人一起被扭送到安茹的查理面前，后者把他们关了起来，随后斩首，死时分别16岁和18岁。讽刺的是就在世纪初，腓力二世还是腓特烈二世的盟友，50年后，前者的孙子就把后者的孙子赶尽杀绝了。教宗与腓特烈二世的矛盾激化到最终要与卡佩家族联手毁灭整个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地步，进而与法兰西粉碎了一度在中世纪主宰西欧的神圣罗马皇权——黑鹰坠落了。
路易九世在天主教世界，无论是宗教还是世俗层面的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在他的时代，直属于教宗的两大托钵僧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壮大发展起来，并且路易九世的身边也围绕着托钵僧会的修士。“他像一个托钵僧一样生活”。直属于教宗的另外两个组织也在法国和整个地中海世界活跃——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前者在路易九世被埃及人俘虏时先行支付了一半的赎金；而教宗本身，则比以往任何时候开始更仰仗法兰西国王的支持，否则还有谁？——此时神圣罗马帝国和拜占庭都成了一片废墟，诺曼人黄金时代也已经过去了。
1250年，正当路易九世被俘虏了滞留在东方，写信给国内让他们支持自己的十字军事业，救援东方的基督徒时，“匈牙利老人”正带着手持棍棒的农民冲进巴黎，大声疾呼国王和骑士救不了耶路撒冷，只有农民和穷人才能使十字军胜利。结果是暴动的农民被屠杀了，十字军也毫无进展。这既是圣路易的黄金时代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不和谐音，又是一个空前的危机时代的微弱前奏。
超然地苛责路易九世沉迷中世纪式的理想，没有嗅到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前兆，没有意识到普世理想已经过时了，新的世界是注定分裂的，地域化、民族化的，觉得他不够“近代”显然是不合理的。只能客观的说，1270年，当他抱憾病逝于突尼斯的时候，法国甚至是整个欧洲中世纪的黄金时代就和他一起远去了。这一时期的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都处于没有长久稳定局面的无主混乱里，拜占庭倒是从被第四次十字军砸碎的废墟里勉强站了起来，而法国则走在圣路易（当时已有很多人认为他是圣徒）的余晖里，对于地中海事务表现出了极大兴趣。
对于法国来说，路易九世死了，但圣路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又都活着。这是好事吗？至少在1285年，阿拉贡十字军失败，法国财政陷入危机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怀疑这条路的正确性了。其实早在路易九世时期，和任何一任国王在位时一样，对他的质疑声从没有中断过，只是没有成为主流。不过这一次怀疑的不是别人，正是国王本人的儿子。
没有人知道这个在父亲驾崩前就冒着风雪横穿比利牛斯山，回到法兰西的17岁少年究竟在想些什么——他说话很少，更喜欢用一双蓝眼睛无声地盯着人；更没有人预知他将取代曾经震惊欧洲的腓特烈二世，和后者一样超前地怀抱着近代国家的理想，成为教会眼里新尼布甲尼撒二世，《启示录》里的恶魔在人间的化身——他的名字叫腓力，后来的腓力四世，圣殿骑士和教宗权威的毁灭者。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