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坑的，因为我已经写完了，只是太长了所以分开发
*历史随笔，不可避免地在熟悉的地方多写了一点，不能面面俱到不偏不倚，见谅
*标题里的“天主孝子”当然取的是嘲讽义，讽刺教会长女法兰西为什么总是站在罗马教宗的对立面，写这篇文的动机大概是觉得自己有必要在这方面写点东西，不然就要被玩梗吞没
目录
（本篇）上篇——前卡佩时代
大公教会的堡垒
教宗背向拜占庭而行
国王的羽翼之下
教会尝试拿起坠落的秩序之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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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雄鹰在翱翔
王室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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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与教宗的危险游戏
迈向阿维农
大公教会的堡垒——西帝国崩溃下的拉丁教会与克洛维的改宗（6世纪）
为何高卢教会被称为教会的长女，缘由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496年，克洛维率领其姊和3000名战士接受洗礼，宣布从阿里乌斯派改为信奉尼西亚信经之规定的“正统教会”。在图尔的格里高利（《法兰克人史》作者）眼里，克洛维的一切功绩，尤其是在托比亚克之战击败了阿勒曼尼人，皆是信奉了正统教会的结果。但是克洛维应该并不是因为对“三位一体”论有着多么大的狂热，对“基督非神”学说突然一夜之间就嗤之以鼻了，而是认为这是法兰克人立足高卢的必要之举。在法兰克人南下的100多年前，图尔的圣马丁就已经在高卢传教了，他也受到了克洛维的尊崇。
日耳曼蛮族多是在君士坦丁大帝诸子统治之时从原始多神信仰改宗为基督教，自然也就成了大帝诸子信奉的阿里乌斯派异端。此时雄踞在伊比利亚半岛和高卢南部的西哥特人、占据意大利亚平宁半岛的东哥特人、横扫北非的阿兰-汪达尔人皆是阿里乌斯派信徒，罗马正教在异端的包围下岌岌可危，东哥特的狄奥多里克大帝甚至还想广传阿里乌斯派彻底推翻正教，而他敌视罗马旧贵族的举动也引起了意大利半岛的骚动。
或许克洛维正是视哥特人为前车之鉴，后者比法兰克人更早接触到罗马文化，也更早过渡到文明社会，然而无论哥特统治者多么效仿罗马帝国的统治方式，哥特贵族与原先的罗马公民总是矛盾不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宗教问题。事实证明，克洛维做出了一个异常正确的决定，在其征服西哥特人的南高卢和阿勒曼尼人的过程中，法兰克贵族与罗马高卢人联合到了一起，成为了新诞生在欧洲大陆西岸的法兰克王国的统治阶级。
罗马教宗自然乐于见到一名坚定地支持正统教会的蛮族统治者，那些早期教父们广为活动的地区如今因为各种原因与罗马失去了强有力的联系（例如希波的圣奥古斯丁就是死在汪达尔人征服北非的围城战里），高卢的皈依就像一场及时雨，遏制了地中海沿岸阿里乌斯派异端的继续扩张，同时也作为桥梁和正教输出地，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成为向西北欧的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德意志地区的传教活动的中转站。
然而此时新生的法兰克王国远远称不上正统教会的中心，就在克洛维征服高卢的不久之后，查士丁尼皇帝的大将贝利撒留的舰队就出现在了西地中海上。在旷日持久的战争后，东哥特与汪达尔王国被拜占庭灭亡，西哥特王国也在拜占庭与法兰克的南北夹击下不复巅峰，地中海世界重新回到了罗马帝国与正统教会的光辉下——尽管或许在教宗以降姿出城面对贝利撒留与“姗姗来迟”的罗马军团时，一丝不和的阴云就已经出现了。
在教宗与一些罗马城居民看来，“罗马军团”或许并没有那么友善。那些对这些希腊人抱有敌意的激进者会愤怒地想起百年之前的教宗里奥一世时期，罗马城曾经面对匈奴王阿提拉与汪达尔人该萨里克的洗劫时，这些说希腊语的罗马军团和东方的皇帝在哪里？如果不是教宗里奥一世的斡旋，那么罗马城又是什么样的下场？
然而这毕竟只是拜占庭光辉照耀下的晴天里的一丝阴云，里奥一世确实不愧为早期拉丁教会寻求自主权的先驱，但在致力于恢复罗马帝国光辉的查士丁尼皇帝眼里，罗马城主教的一些有逾距之嫌的举动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无奈之举，现在罗马城又回到了“母亲罗马”的怀抱里，那么罗马主教自然也就再次成为了皇帝的臣子和被保护人。
教宗背向拜占庭而行（7-8世纪）
为何要花费篇幅叙述罗马教宗与拜占庭的关系（即拉丁正教会与东方正教会的关系），其原因就是解释教宗是因何而离开了罗马帝国的保护伞，又是如何在风雨飘摇中寻求法兰克人的帮助，而在拉丁教会与东方教会裂隙不断扩大的背景之下，作为拉丁正教会——后来通称的天主教会的坚定支持者的法兰克人的地位是如何上升的——直到最后，在更新的普世观里，拜占庭不得不承认法兰克人“是罗马人的邻居，法兰克人的国王是罗马人皇帝的兄弟”。
——8世纪，则是这一切发生质变的转折点。这个时候，地中海蛮族人诸国家纷纷走下历史舞台，另一个更加强大的玩家已经加入了这场“游戏”——阿拉伯帝国。
在早期，很多基督徒对伊斯兰教并没有后来十字军时期水火不容的“异教”的认识，很多人认为伊斯兰教也是基督教的一种异端。无论如何，这个兴起于已知文明世界的南方的国家，在7世纪迅速席卷了地中海世界，半个拜占庭帝国几乎永久地脱离了基督教世界。
教宗再次感到了惶恐和无助，就像数百年之前蛮族横扫罗马帝国一样。从四大哈里发时代开始，东方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这些早期教会的“龙兴之地”就进入了新兴的伊斯兰文明的范围内，而倭马亚王朝则直接剑指欧洲，将基督教世界向北方压缩。
东方战争的泥沼并不是拜占庭唯一一个没有向意大利伸出援手的理由，尽管仅仅有这一个理由已经足够了——拜占庭先后与波斯、阿瓦尔、斯拉夫人的作战已经足够紧张，而阿拉伯人几乎使拜占庭坠入前半段生命里最黑暗的时期。
不久前，让教宗与皇帝关系雪上加霜的是正在东方如火如荼进行的“圣像破坏运动”，尽管它本质上是拜占庭由行省制过渡到军区制的社会大变革的一环。731年，教皇格里高利三世依旧将皇帝利奥三世开除了教籍，而正是后者捍卫了君士坦丁堡，再一次把阿拉伯人挡在了基督教世界的核心之外。
不幸中的万幸是，等到阿拉伯人终于能封锁整个地中海，大举进攻欧洲的基督教世界时，倭马亚王朝自身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王朝末期的混乱给了基督教一个喘息的机会。教宗面临的直接威胁，并不是曾经扫荡拜占庭的阿拉伯骑兵，而是北面的伦巴第人。
732年，在离帝国首都大马士革千里之遥的西欧，穿越比利牛斯山直插欧洲基督教心脏的倭马亚远征军在普瓦捷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倭马亚阿拉伯的扩张也在此告一段落。主持这次军事行动的并不是已经在长时间的混战里形同虚设的墨洛温国王，而是宫相查理。
七年之后的739年，教宗扎卡利亚斯就向查理发出了邀请，请求他出兵镇压伦巴第人。查理·马特对此兴趣似乎不大。不过教宗依旧与伦巴第人签订了20年的和约，暂时缓解了意大利的燃眉之急。
教宗此时的活动与拜占庭——真正的罗马帝国，似乎都没什么关系了。在拜占庭正在奋力地从自身内忧外患的泥潭里挣扎出来时，教宗开始逐渐地作为一个独立的、代表罗马地区权力的政治势力开始在西欧活动。直到在一个雪夜踏出离开“罗马”的关键一步。
国王的羽翼之下——拉丁教会的保护者法兰克人（8世纪后半-9世纪前半）
查理曼的崇拜者很喜欢讲述一个故事，那就是在圣诞节的左右，教宗司提反二世冒着风雪在冬日横穿阿尔卑斯山脉，来到巴黎，亲自向法兰克人的国王求助。此前已经与教皇结盟并且由巴黎主教加冕的加洛林国王矮子丕平派他的儿子查理在圣德尼修道院附近迎接教宗，面对虔敬的未来法兰克国王，司提反二世非常开心，亲自给予了他罗马公民的身份。现实的部分到此结束了，而后来附会上去的超现实内容还有小查理在圣德尼得到了天使的启示，后者降临对他预言说他将会举着闪耀着太阳光辉的长枪抗击撒拉逊人，最后在太阳指引下升上天堂云云。
这个故事显然意在渲染查理曼的伟大，不过司提反二世此行的真正意义恐怕在于是将拉丁教会置于法兰克王国的保护之下。此前，他曾呼吁过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出兵救援意大利，赶走已经攻占了意大利总督府之所在的拉文那的伦巴第人，却如同石沉大海。或许司提反二世本身也不抱什么期待，因为拜占庭不仅依旧深陷战争泥沼，而且君士坦丁五世也是个坚定的圣像破坏支持者。
他毅然决然地投向了西方的怀抱——就在751年，他认同了矮子丕平的新王朝（加洛林），后者向教宗证明了自己对于与罗马合作的热情。
754年，丕平与教宗联合颁布了《克尔西赠予许诺》，丕平将未来攻陷的伦巴第人的领土全部归还给教宗——而非拜占庭皇帝。这份文件被放在了罗马城内的圣彼得之墓上以示神圣。之后的故事也大同小异，丕平与查理父子几次应教宗邀请远征意大利，后者的野心更大，将法兰克王国的版图扩张到了极致。如果说781年“教皇国”公然无视拜占庭帝国发行自己的货币后者还能够暂时容忍，那么800年的圣诞节，利奥三世在欢呼声中为查理曼加冕，带领所有人高呼称其为“尊贵的罗马人的皇帝”就再也无法使东方压制住自己的愤怒了。
无论是世俗贵族还是东方教会都炸开了锅，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极大侮辱。然而查理曼据理力争，认为自己并不是在“篡位”，反而是现在的拜占庭皇帝，女皇伊琳娜才是篡位者，而他自己才是合法加冕的罗马皇帝。不过，查理曼也没有把话说死，他一方面不认可通过政变上台的女皇，但一方面对通过与其联姻“双赢”地解决这个问题抱有很大兴趣，只可惜使者刚到君士坦丁堡，女皇就被推翻了。随后上任的尼基弗鲁斯一世与查理曼在文武两方面不断扯皮，最后承认查理曼为“皇帝”——至于是什么皇帝，拜占庭最终也没有承认过。
而在法兰克王国保护下的西方拉丁教会，也不得不接受法兰克王国“国家教会”传统的管辖。在墨洛温王朝时期，高卢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主教会议”，而主教会议直接对国王负责，与罗马教宗无关，即便“上帝的执政官”大格里高利反复强调罗马教宗的首席地位，但还是同时被法兰克国王、皇帝、以及君士坦丁普世牧首置若罔闻。
法兰克王国将拉丁教会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后，将对高卢教会的措施对其如法炮制。查理曼宣称自己作为罗马皇帝有保护教宗和教会、建立圣奥古斯丁的“人间天国”的责任。无论他怀着几分真正的宗教热情，他终究是在这个旗帜之下指定了他权力范围内的所有教区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职位，而自他之后的“西方罗马皇帝”也始终保留着这一成为未来皇帝与教宗的逆鳞的“圣职叙任权”，以及对教宗人选干预甚至直接推翻、再次指定的权力。
在8世纪末9世纪初的拉丁世界，将法兰克人的国王称为“最基督教的国王”几乎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作为拉丁教会的保护者，没有法兰克人就没有今日的教皇国。
教会尝试拿起坠落的秩序之鞭——法兰克的分裂与克吕尼（9世纪后半-10世纪）
然而法兰克王国并没有在西方屹立多久，与墨洛温王朝异曲同工的继承混乱和分裂就再次在加洛林王朝上演，曾经对教会的保护和控制无法继续，在国王/皇帝本人鼓励下茁壮发展的高卢教会也逐渐开始趁乱反抗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王权。与此同时，从混乱中脱身的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帝国和马其顿王朝的拜占庭帝国也卷土重来，在地中海展开了又一轮激烈的争夺。给混乱的局面雪上加霜的是，这个时代也恰巧是“维京时代”的开端，大批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北欧日耳曼人离开了斯堪的纳维亚，在欧洲范围内大肆劫掠和活动。罗马教宗与西方的拉丁教会再次被扔进了巨大的漩涡里。
漩涡中，在高卢大地之外，对于我们的叙事最值得一提的标志性事件与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教宗，建立了对地方主教的领导权的尼古拉一世有关。在近300年前的588年，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四世在书信中自称“普世牧首”，此举遭到了当时的罗马教宗大格里高利的强烈反对。不过彼时的罗马教宗还没有能力与拜占庭皇帝分道扬镳，西方拉丁教会也远远没有发展到分庭抗礼的地步。
东西方教会的真正对立来自于9世纪中期的伊格纳修事件。857年，君士坦丁堡主教伊格纳修因批评米海尔三世皇帝被罢黜，863年，教宗尼古拉一世判决罢黜非法，继任的新主教弗提乌斯自科绝罚（即无须宣判自动被绝罚，除非向宗座悔过），867年，弗提乌斯在皇帝的支持下反过来绝罚了教宗尼古拉一世。这一行为开创了罗马教宗和普世牧首互相绝罚的先例。罗马教宗曾经无可置疑的首席权遭到了普世牧首及他背后的皇帝的公开挑战。虽然之后经过一波三折，当事人都达成了和解，但致力于为教会寻求领导权和独立的尼古拉一世显然带着拉丁教会与君士坦丁堡越行越远。
诚然，并不是每个教宗都像尼古拉一世那样有魄力和胆识，教宗争取领导权的道路同时也是失去了法兰克王国的保护，又和拜占庭关系愈来愈远后的自保之路。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教宗那么容易地又被卷入了意大利小城邦和率先从法兰克王国废墟里站起来的奥托帝国的皇帝之间的斗争之中的原因——教宗真正崛起的力量尚在酝酿之中。
910年，阿基坦公爵威廉一世划出了一块猎场，创立了克吕尼修道院，同时呼吁所有的封建主尊重教会和修道院的权力。他最原始的的动机可能只是为了让修士潜心为他和他家族的灵魂祈祷，他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这一举措会如何一石激起千层浪。
与此同时，北高卢的诸侯在维京人洗劫后，王权破碎的废墟里，迅速地转入了加洛林末年争夺王位的战争之中。南高卢，这一从克洛维征服开始就远离法兰克王国权力中心的地区陷入了几乎无政府的状态——阿基坦公爵应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北方一度秩序井然并最终实现统一的采邑制在这里变得混乱不堪，诸侯名义上广阔的领土与实际上的无主之地密布在南方的高原与河谷上。
教宗与拉丁正教会，在千年之际对末日的恐慌和自我净化的宗教狂热之中尝试接管了这一地区的秩序，主教们带领着骑士定期宣誓保卫和平。国王的利剑在这里让位给了教会的十字架。这或许能解释为何克吕尼宗教改革和“上帝的和平”两大宗教运动都发源于此地，或许也能理解这里为何成为了反抗教会的异端的温床。南高卢逐渐变成了中世纪我们熟悉的那个样子——教宗和主教拿起了被世俗诸侯抛弃的秩序之鞭，骑士在城堡里歌颂优雅的爱情，从东方逃窜至此地的异端保罗派信徒秘密地传播着善恶二元论和轮回之说。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