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材料节选自朱孝远先生《如何学习研究世界史》

法国的年鉴派被公认是西方新史学的开端。初期年鉴派的主要特征是“总体历史学”的概念和“科学无藩篱”的方法论设想。它的创始人费弗尔和布洛赫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和世界多变的政治经济局势，深感传统的事件考据式历史学不仅不能抓住人类活动的真实状况，还有害于历史研究本身。他们提出，历史应该是总的人类活动史，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精神及人类居住的生态环境等方面，这些方面是互相交错和联系的。历史学家只有通过全面的考察，才能真正了解特定时代的人类，才能正确解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由此出发，年鉴派开始强调研究人类活动中一切延续或交替的结构。所谓结构，既包括生态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也包括人的心理结构和时代精神结构。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杰出的历史人物，更要研究普通人。当历史凌驾于普通人之上，只研究少数人和少数事件时，这种研究就难以真实。历史学家只有致力于研究普通人和他们的社会生活与生态环境，才能描绘出历史的真实画面。费弗尔就是运用地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理论来解释历史的。晚年，他还把历史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人类精神史方面，即研究人类总体的时代精神和心理结构。在费弗尔的全部历史学理论中，已经包含着以后的历史心理学、文化历史学和社会历史学等新史学的萌芽，历史学的概念已经从单个考据转到了综合分析。布洛赫主要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从总体历史学出发，他拒绝用单个原因解释历史。他的名著《封建社会》把封建制度当成一个系统来研究，努力发掘特定时期的整个社会面。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他又提出要更广泛地搜集史料，除搜集文字记载和口述材料之外，还要从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整体上来解释历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个人观念，把握历史全貌。

年鉴派发展到第二代即布罗代尔时期，已经开始向结构主义靠拢。通过长期研究，布罗代尔发现世界的变化只是一种结构的变化，而结构的变化又有三种不同的速度：一是长期延续的结构，如土地、海洋、气候、地理等在几千年中变化甚微，它们对每个时代的生产构成和社会组织都起着有力的制约作用；二是中长延续的结构，其中以一代人的生命长度为变化时限，更多的是超越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生命长度，布罗代尔和后期年鉴派特别注重这种时限的结构研究，如价格变化的趋向、土地所有制、人口变化等；最后是短于人的生命时限的运动变化结构，如社会政治状况、政府政策和法令等方面的变化。后期年鉴派把这三种结构分别称之为不变结构（相对而言）、可变结构和易变结构，并且认为那种相对稳定的不变结构（地理条件和人口）最为重要，其次才是经济和社会的演进，再次是一般人的文化结构的变化，最低层次的才是政治现象。由此可见，年鉴派发展到后期，已经把前期总体历史的概念，变成了各个分解结构的综合。而在这种分解的结构中，又只重视较为固定的结构，作为历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政治因素，已经无足轻重，甚至无须研究了。

把结构主义史学推向极端的是法国人列维·斯特劳斯。他所创立的历史人类学，也可处于后期年鉴派之列，但他比年鉴派走得更远，故又称之为“斯特劳斯派”。斯特劳斯认为，不仅历史现象、事件是无关紧要的，即使是时间、地点以及自然地理也无关宏旨，历史研究的目的应是跳过一切去发现结构以及结构后面隐藏的宇宙法则。按他的说法，所谓历史研究不过是研究人类活动和人的行为，而人的活动又分别受可见的法则、特殊的法则和宇宙法则所控制。可见的法则就是一般常理，控制着人们的一般行为，它可以被体会到，并且有变化，有时间性。特殊的法则也叫群体法则，它是宇宙法则派生出来的，随宇宙法则而变化，控制着历史上“人群”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最后是宇宙法则，只有它才反映出人类的本质特性。宇宙法则是独立于人类意志之上的根本法则，它没有时间性，也无法直接观察，只能在特殊的群体法则的不变成分中才能被体验到。他进一步指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受制于永恒稳定的宇宙法，而宇宙法只有一个，当它应用于人类群体社会时，就化为无数的特殊群体法，从而控制和规定了人类社会的群体结构。这些群体法再进一步派生出可见的一般行为法，如常理、规章制度等，进而控制人类的个别活动。斯特劳斯由此指出，历史研究的方向应是反向研究，从事件现象看群体结构，再从群体结构的稳定部分里寻找宇宙法。在他看来，人类已不再是有行动决定力的个人，他们都从属于被各种法则控制的结构。只要理解非个体与无时限的总法则——宇宙法，就可找到体验人类一切行为的关键钥匙。因此，最好的历史研究应该是不局限于历史主义的研究。既然宇宙法是不变的又是决定一切的，那么，它就既决定过去的（历史），也决定今天的人类行为。这样，过去与现在就是平行的而不是遗传继承的。极端地说，研究历史完全可以从今天开始，至于过去那些不正确、不完全却又被历史学家奉为珍宝的史料更是没有意义，一切变化的发生自有决定它们的特殊法则存在，因此，可以用寻找到的法则去“正确地”解释一切。年代的顺序不是必须的，历史学应该是一种人类学。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差异仅是不同文化结构上的区别，所以传统的历史研究应该为现代行为科学所取代。

年鉴派、结构派及斯特劳斯派的历史人类学，在西方又被称为社会历史学或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的定义和内涵并不明确，它只是近二十年才在史学界展开讨论的。在法国年鉴学派出现以前，历史社会学与传统历史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一是关于历史上的社会问题，历史社会学家们调查医院、学校、贫穷、疾病、精神错乱等，其目的是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二是社会生活史，如家庭、工作场所和社区内所产生的日常生活。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特维延在1944年出版的《英国社会史》中所说：“社会史是研究除政治史以外的一切的人们的历史。”这部著作通常被人认为是社会历史学的开端。这部著作不谈政治史，对经济的叙述也很少，但在大量的小标题下却再现了一般人的社会生活史。三是平民或平常人的历史，即不见于一般政治史著的普通人的历史。自年鉴派出现后，历史社会学的含义起了变化，它不仅在研究对象方面与一般的历史学不同，更主要的是研究方法不同。当今的历史社会学，已明显地打上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烙印，研究课题也扩展到人口、都市化、社会冲突、家庭婚姻、劳动者的空闲时间与劳动时间之比、城乡区别、社会发展水平或垂向流动，以及宗教、社团、社区、学校等领域。历史社会学不同于社会学之处是：前者是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后者是研究现实中的社会问题。